1950年的台湾，街头还飘着白色恐怖的寒气，一队特务穿着短衫挎着枪，巷口的公告栏贴满“通匪者斩”的布告，连路人低声说话都要左右张望。
可是就在这风声鹤唳的日子里，一个戴礼帽的男人却揣着仅有的零钱，悄悄地从乡下逃到台北市区，直奔那家他心心念念半个月的西餐厅，这人就是蔡孝乾。
彼时，蔡孝乾刚从国民党的监狱假意投降逃脱，组织上安排的隐蔽点虽然安全，但是却只有糙米饭和咸菜。
蔡孝乾忍了十几天，终究抵不过对罗宋汤和牛排的念想，竟冒着暴露的风险跑出来解馋。刀刚刚碰到餐盘，店门突然被推开，几个穿便衣的特务冲进来按住他。
这一次，蔡孝乾没再挣扎，甚至还主动提出要见特务头子：“我知道你们要什么，只要让我和马雯娟（他那16岁的小姨子）住一起，台湾地下党的事，我全说。”
接下来的一周，这个曾被组织委以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重任、唯一走过长征路的台湾籍党员，成了最彻底的叛徒。
蔡孝乾坐在特务机关的沙发上，喝着热茶一笔一划地写着名单，从基层联络员到核心负责人，连潜伏的吴石将军，都因他写在小本子上的“吴次长”三个字暴露。
最终，一千多名同志牺牲，吴石、朱枫等精英喋血马场町。而这一切的开端，不过是叛徒蔡孝乾一顿没忍住的西餐。国民党没给他承诺的“高官厚禄”，却玩了套熟悉的把戏。
国民党给蔡孝乾挂了个“国防部情报局研究室少将专员”的头衔，听起来风光，实则是把他圈在台北市郊一间老公寓里。
公寓门口常年蹲着两个特务，院里拴着条大狼狗，他出门买烟都有人跟着；所谓的“研究工作”，不过是整理旧档案、写点自己叛变经历的宣传稿，办公室里连份机密文件都见不到。
蔡孝乾每月领的津贴刚够糊口，想换件新衬衫都要盘算好久，比起他当年挪用组织经费买奢侈品的日子，活像从云端跌进了泥里。倒是能和马雯娟住在一起了，可这种“优待”更像监视。
特务常以送文件为由上门，实则观察他俩的言行；邻居都知道这是“国民党的客人”，见了面连招呼都不敢打。
有次蔡孝乾在菜市场听见有人议论“叛徒蔡孝乾”，刚想反驳，身后的特务轻轻咳了一声，他立马缩着脖子回了家。从那以后，他连买菜都尽量低着头。
这种日子，和二十九年前的叛徒顾顺章有点像，都是先被当工具用，没价值了就晾着。只不过顾顺章野心太大想搞小动作，1935年被蒋介石秘密处决，死得凄惨。
蔡孝乾一来没能力，二来也“老实”，知道自己没有资格折腾，就这么混吃等死。国民党也乐意留着他：初期要靠他挖地下党，后来留着这个弃暗投明的活例子，比杀了他更能唬人。
就这么耗到了1982年，蔡孝乾的糖尿病越来越重，双脚烂得没法走路，被送进医院的时候，身边连个亲人都没有。那时，蔡孝乾在大陆的第一任妻子，带着双胞胎孩子，早就没了音讯。
在台湾和小姨子生的几个孩子，被蔡孝乾逼着改了姓，躲在乡下靠修车、卖豆浆过活。他从没敢跟孩子说自己的身份，孩子们也不敢和别人提自己的身份，也只知道：“父亲是个不能提的人。”
蔡孝乾死的那天，医院连个通知家属的联系方式都没有。还是特务机关派了两个人，把他的骨灰草草埋葬在阳明山公墓的角落，没有立墓碑。
而蔡孝乾那些隐姓埋名的子女们，后来从新闻里知道“蔡孝乾”死了，也没人敢去坟前看看，只是当晚关了店门，一家人相顾无言，沉默地坐了大半夜。
国民党封蔡孝乾当“将军”，但是没人真把他当“将军”。国民党内部的人提起他，要么撇嘴，要么摇头；烈士家属见了他的照片，都要往上面吐口水。
当时的人都说，蔡孝乾是“活着的耻辱柱”，这话没有说错：他逃过了顾顺章那样的惨死，却活成了人人鄙夷的透明人，连子孙都要背着“叛徒后代”的枷锁，一辈子抬不起头。
反观吴石将军的孙辈，在提起爷爷吴石的时候，总把胸脯挺得高高的；朱枫烈士的骨灰2010年送回故乡，满城人都来送行。
历史是一杆秤：烈士的荣光能辈辈相传，叛徒的罪孽，哪怕躲得过现世的报应，也会缠上他的子孙，在时光里熬成一具解不开的枷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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